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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钱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

新浪新闻综合2023-04-26 08:42:310

来源:中国慈善家杂志

一流大学光靠钱是堆不出来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2021年3月,北京大学收到一笔10亿元的捐款,这笔来自北大校友、中公教育集团董事长李永新的巨额捐赠,刷新了北京大学建校以来个人捐赠的纪录。

5个月后,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陈东升也向母校武汉大学捐赠10亿元,成为武汉大学校史上受赠数额最大的一笔,也是我国大学医学、生命科学学科领域数额最大的捐赠之一。

优秀校友和企业的大额捐赠已成为高校筹款的重要渠道。2022年2月发布的《2021高校基金会大额捐赠观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对2015年至2020年982笔大额捐赠进行统计发现,81%的大额捐赠项目由企业、企业基金会、企业家、企业家个人基金会,或由以上四者联名捐赠。其中,来自校友的大额捐赠有188个,占比26%,校友无疑是高校的宝贵财富和最易吸引的大额捐赠人群体之一。

也有评论认为,中国高校基金会的筹资渠道较为单一,主要来源于校友或校友推荐的企业,缺少对其他个人、团体、公益基金会等潜在捐赠人的挖掘。而在对校友资源严重依赖、筹资动力不足等情况的背后,是高校基金会面临的筹款困境。

捐赠率不到5%

作为一支重要的公益慈善力量,目前中央高校、各省省属主要高校基本实现了高校基金会全覆盖,大多数“双一流”高校已经设立基金会。数据显示,中国各级各类高校基金会已经达到700余家,截至2021年年末,仅原985高校的资产规模就超过了600亿元,年度筹资规模接近150亿元。2022年,位居筹资能力前两位的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与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筹资规模分别达到了20亿和15亿元。

高校基金会的崛起,有其必然性。对外而言,在世界的一流大学评估体系中,筹款能力已成为一项重要指标。对内而言,高校基金会作为高校筹募社会资源的重要渠道,对促进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专业化的基金会筹款运作,可以弥补政府财政拨款的不足、提供高校发展所需,为高校赢得雄厚的财政资本和形象资本。

“创建世界一流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界的共同理想。一流大学光靠钱是堆不出来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北师大教育基金会顾问洪成文向《中国慈善家》表示,依靠政府的拨款,以及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流计划”的特别支持,为高校吃下了定心丸,“但光靠政府的支持还是不够的。如果能形成合力,依靠政策引导、大学主动性和企业家的慷慨捐赠,将是中国大学一流征程上的福音。”

然而,受新冠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双重冲击,近年来一些高校基金会也受到一定影响。以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为例,2019年捐赠收入超过3.1亿元,2020年下降到不足1.4亿元,而2021年仅收到8000余万元的捐赠。西安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2021年捐赠收入合计约1.47亿(其中现金收入不足8000万),而在2020年的年度收入中,仅现金收入就超过1.4亿元。

也正因为如此,依靠校友资源开展捐赠,成为很多高校基金会的首要选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并不是所有的高校都靠校友来获得大额捐赠,但即使将校友作为捐赠主体也没有任何问题。”作为高校基金会的资深研究者,华北电力大学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杨维东告诉《中国慈善家》, 校友捐赠的参与率越高说明大学办校质量越高,“只要把校友资源用好,就没有必要外面找资源”。

“和社会上的公益组织相比,高校基金会是有托底的,大学就是它的坚实支撑,众多校友也是它的主体支撑,越来越多成功的校友,不仅给学校增光添彩,也是高校基金会得天独厚的‘富矿’。”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张伟说。

“校友是高校最靓丽的名片,也是最宝贵的财富。”据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于洋介绍,在该校基金会捐赠到款中,校友捐赠的比例大概已超过60%,但他仍觉得资源挖掘不够,尚未突破校友资源依赖。

对于一些非“双一流”大学,校友能为母校提供的帮助也十分有限。一位不具名的西部高校教育基金会负责人向记者坦言,由于缺乏专业人才资源,募集资金范围较窄,只能利用校友会呼吁事业有成的学子给母校适当做一些贡献,范围十分有限。

“像我们这样的学校,我甚至有时怀疑设立基金会的必要性。”上述负责人诉苦道,赶上疫情这几年,以前有捐款能力的校友现在热情也不高了。

在筹资方式上,目前,大多数高校对于筹资项目的宣传仅限于校庆活动或相关校友会,或在学校基金会官方网站上发出倡议,由于有限的访问量,使得筹资项目无法推进。

整体来看,我国大学校友捐赠率并不高,平均不足5%。而按照美国的大学校友捐款率排名,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捐赠率高达59%。

这也反映了高校基金会多重视知名校友的大额捐赠,期待“重筹”,而忽视了普通校友的“众筹”。一些高校基金会开始将目光投向小额捐赠,利用互联网平台、校内小程序等,发动普通校友捐赠。

那么,给学校捐款多少才算“合适”?

“不论捐赠金额多少,都体现了您对矿大的关怀”。中国矿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在官网上回复校友称,不论金额多少,校友的每一笔捐赠都会计入“校友捐赠参与率”。校友捐赠参与率代表了校友对母校的满意度、自信和认同,通常会被其他外部捐赠人作为重要决策依据,也会同时提高自己学位的含金量。

宁夏大学学生参加毕业典礼 宁夏大学学生参加毕业典礼

马太效应

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来自社会的捐赠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争取更多的社会力量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多渠道汇聚资源是学校多元化收入体系的重要渠道,更是学校未来发展的有力支撑与保证。

为了鼓励社会对高校的捐赠热情,早在2009年10月12日,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制定了《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中央财政设立配比资金对中央级普通高校接受的捐赠进行配比,实际上是一种慈善基金的捐助形式。简而言之,比如设立10块钱的公益基金,当有人捐助1元时,这笔公益基金同样也捐助1元。此举正是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进一步完善我国高校社会捐赠体制,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办法》实行后,中央级普通高校接受的社会捐赠不断增多,而且政府的经费投入不断加大,办学条件越来越好,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但由于中国高校体系庞大,那些非中央级的高校受益不大,让“马太效应”凸显。

《中国慈善家》梳理部分高校年报发现,除了政策层面,目前中国的700余家高校基金会中,由于掌握的资源存在很大的差异,自身筹资能力两极分化严重,高校基金会的捐赠收入目前仍集中在重点高校,而大部分普通高校基金会捐款收入捉襟见肘。

宁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2018年的捐赠收入仅232万元,2019年为184万元。2021年的24家“鸣谢”单位中,最大的一笔捐赠额为200万元。辽宁大学教育基金会2019年的捐赠收入合计仅约121万元,该会2021年的捐赠收入有所增长,但也只有400余万元,其中,“非限定”收入仅50余万元。

即使在前述《报告》中观察的78家获得千万级大额捐赠的高校基金会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分配不均”现象。

从区域来看,占总数不足20%的华北地区高校接收了超过一半的捐赠总额。拥有众多“双一流”大学的华北和华东地区的学校数占本次受调查高校数的50%,在大额捐赠项目数中却占73%,在到账总额和协议总额中占到约82%和87%;其中华北地区高校(北京12所、天津2所、山西1所)以不到18%的学校数量在协议总额中更是占到55%。

从省市分布来看,大额捐赠的接收高校主要位于北京、浙江、广东、上海、湖北、福建。其中,北京独占鳌头,其高校基金会吸引了占总额超过一半的到账金额,是排名第二的浙江省的2.5倍。

在张伟看来,“双一流”大学或者说办学水平越高的大学,捐赠收入越高,这种现象有其合理性,学校人才培养质量与校友成就存在普遍的相关性,这是可以在统计规律中获得检验的。

另一方面,高校基金会筹资能力也和学校是否重视、相关制度是否健全配套、运行机制是否顺畅有效、与校友等外部关系建设是否良好等因素密切相关。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国高校基金会运营水平即便是在42所“双一流”大学阵营内部也存在明显差异,而一些地处中西部的大学也能吸引到较大额度的捐赠。

 2021年8月25日,鸿文慈善基金增设上海交通大学“鸿文永久基金”捐赠签约仪式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新行政楼举行。 2021年8月25日,鸿文慈善基金增设上海交通大学“鸿文永久基金”捐赠签约仪式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新行政楼举行。

如何突破瓶颈?

高校基金会作为高校管理体系中较为特殊的组织形式,虽然从法律形式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但品牌依附性、资金来源、人员、场地等各方面都与所依托高校有着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高校基金会事实上是高校的一个内部职能单位,它必须根据举办人(高校)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需求,来构建自身的发展愿景和发展规划。”于洋说。

在高校基金会和大学的这种密切关系之下,很多高校基金会仅仅被视作一个“收钱”的部门。而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体制下,大学经费严重依赖财政拨款,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占比较低,高校基金会难以发挥更大作用。

这样一个聚集大量善款的慈善组织,在回应社会期待方面,有着较大的局限性。一些本应在募捐和资金保值增值方面发挥作用的高校基金会,却普遍延续高校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在内部组织建设中不重视筹资机构、筹资队伍以及校友会的建设,以校庆捐赠、校友捐赠作为主要的资金来源,而缺乏向外筹资的能力和动力。

在外部治理结构中,也未能与学校校友会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形成联动、相互配合,深入挖掘校友和社会资源,在筹资工作中缺乏主动性、灵活性和机动性,不能根据学校和基金会的实际情况进行筹资规划、确定筹资目标、设计筹资项目和活动、培养筹资对象,严重制约基金会捐赠规模的扩大,阻碍高校多元化筹资体制的完善。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曾根据互联网公开信息,对2019年总资产排名靠前的22家高校基金会做过不完全统计,其中资产总额前三的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资产总额93.91亿元,年度捐赠收入17.44亿元,投资收益5.6亿元;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资产总额64.8亿元,年度捐赠收入9.38亿元,投资收益3.87亿元;浙江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资产总额31.8亿元,年度捐赠收入6.11亿元,投资收益0.37亿元,收入差距较为明显。而在这22家基金会中,有6家未公布投资收益,或者收益为0。

“高校基金会的捐赠收入作为公有资金,管理非常严格,甚至近乎苛刻,必须要受到相关部门的审计,因此,无论是交给专业的外部机构,还是内部的投资机构,都面临着风险和压力。出于这种担忧,理事会在做出投资决策时,都是十分谨慎的。”洪成文向《中国慈善家》分析道。

杨维东认为,高校基金会的管理按照高校内设部门的逻辑进行,虽然保证了其安全性,但它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高校管理中讲求稳妥、谨慎,在创新方面就会打折扣。

“高校基金会的发展,与所在大学的发展情况、基金会负责人及高校领导的重视程度都是密不可分。”杨维东建议,不管是教育部属高校还是省属高校,要对高校基金会多元化投资有新的战略性认知,要加大鼓励高校基金会的创新力度。

于洋对此深有体会:“高校基金会兼有高校职能部门和社会慈善组织的双重属性,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多种监管体系在同一组织上发生效力,导致高校基金会的发展边界不是很清晰,对于一些探索创新就有些畏首畏尾。”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经过多年摸索,于2018年启动保值增值管理改革,搭建自己的投资团队和架构,以更加市场化、专业化的方式运作高校的慈善基金。这种改革让其有底气和能力进行更多的市场化投资尝试,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投资回报。2021年年报显示,该基金会该年度捐赠收入超过17亿,投资收益达5774万元。

但于洋也坦言,高校基金会保值增值收入的税收减免一直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不利于高校基金会做大做强捐赠基金。

而事实上,目前所有基金会保值增值收入的税收政策问题仍是一个突出的矛盾。按照相关规定,慈善组织的收入构成中,除捐赠收入等项目明确免税之外,为保障慈善财产保值增值而进行的投资活动,其收入仍须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

针对这个问题,慈善公益业界专家和社会人士多次不断提出相关呼吁。例如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斌表示,目前关于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收益税收政策,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慈善组织的潜能扩大。他建议减免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收益税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也多次在公共场合提出,需要高度重视基金会保值增值收入的税收政策问题。

作者:温如军 贺斌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万小军

责任编辑:张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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