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最关注的营商环境问题是什么？

文 | 《财经》记者 孙颖妮

编辑 | 王延春

“对中国重申扩大开放感到非常鼓舞、兴奋”。3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上，友邦保险控股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李源祥表示。

过去三年，疫情的影响对诸多外资企业造成深度困扰，外企信心有所下降。随着中国防疫政策优化调整，全国上下全力拼经济，外资企业的信心亟待提振，而此次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则通过“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再次释放了中国积极扩大开放，加大吸引外资的信号。

在3月20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方晋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再次走到一个关键点，在这个关键时刻召开年会，向国际企业界介绍中国的最新政策主张，请他们为中国的改革发展提建议。更重要的是把他们请到中国、北京来看看，现在中国的发展与他们的想象是不是一致的，请他们来看看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与世界各国加强合作。“期待他们能够将对中国最新的认知传递给自己的国家。”

作为每年全国“两会”后首个举办的国家级论坛，本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以“经济复苏：机遇与合作”为主题，围绕高水平开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修复、扩大内需、绿色转型、大健康产业等热点主题进行探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自2000年创办以来已举办22届。本届论坛境外参会代表超过百位，均为世界500强或行业领先企业的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国际著名学者。这是自2020年新冠疫情后，论坛第一次恢复线下举办。

过去三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大国博弈加剧，这些世界底层逻辑的改变正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外资企业对这些变化最为敏感，受冲击也最大。

受各种内外复杂因素影响，部分外资企业对投资中国的顾虑增多。论坛上，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Craig Allen）表示，“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在内的很多CEO依旧关注对中国的投资，但是视角已经不同，很多CEO要努力去说服公司的董事会增加对华投资。”各种因素影响下，外企认为在中国投资的风险提高，且未来的投资回报率会降低。过去的三年疫情进一步恶化了这些公司董事会的看法。

除了疫情，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结构性和周期性的障碍，高速增长的时期可能终结，外资企业担心未来投资中国的回报率会降低。此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趋势也让外企投资中国有了更多担忧。“总之，成本上升、风险上升以及未来可能投资回报率下降，这些综合因素导致企业的CEO更难说服公司的董事会加大对华投资。”克雷格·艾伦说。

在这些变化中，中国引进外资面临着新的挑战，也对中国国际营商环境的打造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论坛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一级巡视员肖芸表示，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曲折前行的背景之下，哪个国家的营商环境好，哪里的投资吸引力就强，哪里的市场主体活力就高，这个国家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和韧性就好。

当前，外企对中国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哪些建议？外企最担忧的是什么？在全力拼经济的2023年，中国如何稳住外资？论坛上，外企和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对中国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建议，中国政府人员及专家学者也做出了回应。

外企需要更稳定的政策预期、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克雷格·艾伦对论坛上各界非常开放坦诚的态度感到备受鼓舞。因此他也向中国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出五点建议：第一，需要更透明的监管，尤其在数据、隐私方面的法律执行；第二，需要更透明的国际规则，尤其是工业发展政策方面，包括技术、科技领域的补贴，各国企业应该得到平等地对待；第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应该公平竞争。中国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民营企业发展良好，外企也会良好发展；第四，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取得更多进展；第五，需要更透明、更公平的政府采购机制，在医疗领域，创新的定价机制可以更好地让外国企业在中国进行研发。

克雷格·艾伦特别提到，当前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时并不是特别公平、平等。如果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能够得到改善，可以为中国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当前投资没有完全进入到中国生产力效率最高的部分，资本的配置效率还比较低，希望政府能够推动这方面的改变。

论坛上，友邦保险控股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李源祥也表示，希望中国提升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公平对待所有参与者。“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好的生态环境的打造，这对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德企需要一个更加透明和清晰的法律框架。”去年底，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兼董事会成员晏思（Jens Hildebrandt）就恢复德企商业信心的问题向中国提出建言时表示，中国需要为在华的德国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对于即将出台的公共采购法，要求公平公正地对待中国和德国企业。

2022年德企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41%的德国企业预计利润将下降。本土化和多样化作为德国企业的应对措施，以降低由之前疫情和地缘政治环境变动所带来的风险。49%的德国企业认为，与其他市场相比中国的吸引力有所减弱。有51%的受访企业打算未来两年增加在中国的投资，与2021年的71%相比，有下降趋势。

《财经》记者在与多家外资企业的交流中发现，谈到对营商环境的建议，企业一致提到了对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的期待，相比于税收、土地、补贴等各类优惠政策，企业对政策的确定性最为关切。“政策的不确定性是企业最大的风险。”

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公司事业开发中心相关负责人李涂向《财经》记者表示，对于外资企业来说最关注的就是政策的稳定性，希望在这方面能够有所改进。德国EFS汽车企业咨询公司中国业务经理卓然也表示，希望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再提升一些，因为不确定性会打乱经营节奏。美国核芯控股集团独资企业广东核芯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总监王岳峰（Jack Wong）告诉《财经》记者，企业和政府需进一步增强契约精神，保障外资企业利益的稳定、持续的发展，给企业更多的安全感。

上海中创产业创新研究院副院长芮晔平也向《财经》记者表示，当前税收等优惠政策并不是外资企业最关心的问题，企业当下最关心的是能够有稳定的发展预期。

稳住外资，中国需要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

“营商环境好不好，关键看企业，看企业的感受。”针对外资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提出的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马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也给出了回应。

针对外资企业尤为关注的政策可预期性和透明度问题。马骏表示，外资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在中国投资额巨大，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数量大、流动性差、回收周期长，他们对环境的稳定性有更高的要求，在这方面中国要重点进行改进。比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欢迎更多企业参与讨论，提高政策决策透明度。此外，参照国际先进水平公布相关的政策信息和统计数据对于企业来说也很重要。

此前，瑞信证券（中国）董事长胡知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政策出台前，有关部门可广泛展开相关意见征求工作，增强监管政策的前瞻性、透明度和代表性；政策出台后，权威部门可及时进行政策解读，合理引导市场预期，有助于提高整体预期管理水平。

论坛上，肖芸建议，一些改革措施在推动时，应该有事先足够的试点进行试运行，客观评估，再考虑政策推广的适用范围。由于中国的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非常大，一个新制度的推出需要经过充分的论证和考量。

《财经》记者在调研时也了解到，很多企业家表示对目前的制度和企业的诉求没有特别好的对接，建议下一步应该多听听企业家的意见再调整制度。

从实施层面看，现在全国统一的制度大体上是有的，但在实施时，由于制度不够细化，标准不够准确，致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方式和程度的情况。“作为参与制度设计的部门，我们现在正在把一些大的政策具体细化，出台更细的标准和指导措施，让地方基层的这些执法人员知道这些事具体应该怎么对待，知道裁量权、范围到底在哪。”肖芸说。

对于政策和监管的执行方式，马骏表示，很多企业反映监管的执行方式会对生产经营活动带来困扰。对于一些重大监管政策的出台，执行时要给予必要的过渡期，让企业有时间进行内部调整或者保障供应链的稳定。此外，尽量避免一刀切的监管方式，比如区域性的限电、全行业整顿等行为。

马骏还建议，在鼓励创新和市场采购方面平等对待内外资。比如外资企业反映比较多的技术中性问题，要对不同路线的新技术公平对待，不要厚此薄彼，要让不同的技术都可以在中国市场公平竞争。

此外，马骏提出，要优化技术标准，规范检验检测和认证的管理。外资企业特别是制造企业、跨国公司在技术上一般处于先进水平，而中国在技术标准方面与国外有所差异，对此，中国要帮助外资企业适应中国的标准和监管。同时，要与国际最先进的技术标准、规范尽快接轨。当前，包括智能医疗装备、人工智能在内的很多新的技术还没有国家标准，但是市场有需要，建议中国能有一些包容性的监管办法，比如允许一些区域或者行业有过渡性的办法。

完善制度，扩大规则，公平对待，这意味着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江小涓在去年底《财经》年会上表示，制度型开放最大的特点是透明、稳定和可预期，这对增强国内外市场主体在中国市场长期发展的信心是很重要的。

江小涓等多位专家表示，过去40多年中国属于政策型开放，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在国内产业竞争力弱和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渐进式的开放不会对国内带来突然冲击，但是不断变化的政策，也给国内外投资者带来长期预期的不稳定。当前，中国有条件转向制度型开放。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工具最大的特点是建立透明、稳定和可预期的开放体制，对加强国内外市场主体在中国市场长期发展的信心尤为重要。

对投资中国充满信心，“放长线、钓大鱼”

尽管有担忧、有迷茫，但论坛上的外资企业依旧对投资中国充满信心。

外资企业并不愿意放弃中国这个规模巨大的市场。

论坛上，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Oliver Zipse）表示，中国是宝马集团最大的单一市场，也是最具战略性的市场之一，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让中国市场释放出对创新产品与服务的巨大需求。“我们在德国之外的最大的研发活动就是在中国进行的。宝马在中国的成功不光给中国，也给德国带去了繁荣。”

《财经》记者了解到，去年6月23日，宝马集团在沈阳的第三座整车工厂华晨宝马里达（Lydia）工厂正式投产。该项目总投资达150亿元，项目的落成标志着自2010年以来华晨宝马对沈阳生产基地约830亿元投资落地，而中国沈阳成为宝马集团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

齐普策表示，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全球性的机会。宝马与长城汽车各出资50%共建的合资企业光束汽车正体现了这一点：双方优势互补，产品则同时瞄准了中国和国际两个市场。

“过去一年，太古加速投资中国，包括陕西西安太古里、在海南三亚投资建设的太古首个度假型零售商业项目、新开工建设的福建厦门太古翔安新机场维修基地等。”论坛上，英国太古集团行政总裁施铭伦（Merlin Swire）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能够提供更高质量产品与服务的跨国企业带来了广阔发展空间，也是太古坚持长期投资中国的信心所在。

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也意识到，参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能够带来巨大的商机。

施耐德电气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赵国华（Jean-PascalTricoire）表示，施耐德电气是全球能源管理和自动化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专家，也是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长期践行者。当前，中国很多行业都在加快数字化、低碳化转型，这让企业看到了大量市场机遇，给企业拓展了成长空间。施耐德电气将继续强化“中国中心”，增强创新和协作优势，继续开发、推广前沿数字化技术，赋能更多产业共同加快实现数字化和绿色低碳转型。

当前，越来越多的外企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康林松 （Ola K?llenius）表示，2021年以来，梅赛德斯-奔驰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启用了拥有全球辐射力的先进研发中心。这不仅增强了企业的全球研发实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研发网络可以让公司更快推进技术创新，以满足中国市场和中国客户的需求。“2023年，梅赛德斯-奔驰将在中国市场投放16款全新产品，我们愿意继续在华投资。”

多位外资企业的负责人表示，尽管当前全球产业链朝着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方向重构，部分外资企业陆续将生产链迁出中国。但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最齐全的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目前还难以替代，中国产业链的韧性对外资企业有着巨大吸引力。

采埃孚集团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柯皓哲（Holger Klein）表示，疫情带来了供应链中断、半导体短缺等问题，但正是存在这样的问题，采埃孚开始在中国进一步加大投资。去年底，采埃孚在广州落户了华南地区首个研发中心，并建设百亿元级汽车电子厂，就是为了加强中国本地化布局，让产业链供应链更加强韧。“在上海建设新工厂，目的就是希望尽可能贴近客户。”

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充满信心。

“下一个中国还是在中国。”论坛上，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倪以理（Joe Ngai）表示，在过去的10年、20年大家都享受、经历了中国的红利，大家都赚到钱了，都做到规模了。今年我到任何一个国家大家都在问，下一个中国在什么地方？显然，下一个中国还是在中国。

倪以理认为，中国有日益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产业结构正向服务业转型，消费也在升级，这些变化有目共睹。“我相信，未来10年，如果一位全球CEO放眼全球寻求增长点时，他不能忽视中国。这正是中国的重要之处。”

赵国华也表示，中国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更多创新与合作，其中中国的“双碳”目标将为国内外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会；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会进一步释放中国市场潜力与红利，外资企业可以更好地发挥价值。

“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可以放长线钓大鱼。”论坛上，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表示，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将继续扩大市场准入，稳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继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责任编辑：刘德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