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年：如何从成功学鸡汤里读出干货

诺哈网2023-08-20 14:14:320阅

我的表弟从美国来，送给我一本书，我读了很喜欢，书名《The Outliers》，作者Malcolm Gladwell，通常译作格拉德维尔。我看了好书爱跟别人学说，这回也是，有的时候喋喋不休，人家难免赔不起时间。有朋友说：“你干嘛不写写？”我想，也对。

/吕大年

【一】

在网上看到这本书有两个汉语译本，书名一个译作《异数》，一个译作《异类》，都是来自Outliers这个词。这个词指的是才能出众、成就卓越的人。书里讲的是跟这些人的成就相关的一些道理，很多是经过研究证明了的。其中有些听起来像是常识，但是常识经过科学的证明，就不再平淡平常了。而且看科学怎样证明常识，是很有趣的事。书里引用的研究都实有其事，所以相关的学者我都直书其名，不做翻译，以便读者查考。比如下面这项实验的主持人是Anders Ericsson。

(Dr. K. Anders Ericsson,University of Stockholm, Sweden)

Ericsson是心理学家，瑞典人。1990年代初，他在柏林音乐学院请教授把学小提琴的学生按专业水平分成三组：A组水平最高，足以担当世界级的独奏，B组的技艺优良，但并不突出，C组水平一般，毕业以后不能纯靠演奏为生，大都要到德国的公立学校去教书。

Ericsson要所有学生回答同样的问题：整个学琴的历程中，练习时间有多少个小时？结果如下：三组学生开始学琴的年龄相差不多，都是在五岁前后，最初几年的练习时间也相差不多，都是每周两三小时。然而从八岁开始，A组的练习时间与年俱增：九岁上每周6小时，十二岁上每周8小时，十四岁上每周16小时，到二十岁的时候，每周练习30小时以上。如果把二十岁以前的练习时间加起来，每个人都有一万小时以上。

可以想见，A组的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目的越来越明确，心思越来越专一，要以音乐为职业，而且要成为最好的音乐人。另外两组可就不一样了：B组到二十岁的时候，累计练习时间八千小时，C组是四千多一点。Ericsson还发现，不仅是学小提琴，学钢琴也有同样的规律：业余钢琴家小时候练琴，每周3小时上下，二十岁以前的累计练习时间不过是两千小时；而职业钢琴家则是越来越投入，到二十岁上，跟职业小提琴家一样，人人都积累了一万小时以上的练习时间。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没有一万小时，功夫不算深。继Ericsson之后，又有人调查了职业篮球运动员、职业小说家、象棋大师，甚至职业罪犯，发现一万小时以上的历练是他们技能精湛的共同前提，因此有了“一万小时定律”的说法。这个“定律”不少人早就听说过，没听说过的也知道“勤学苦练”。但是格拉德维尔要说的道理并不仅限于此。再看他介绍的另一项研究。

1980年代中，一位加拿大的心理学教授，全家一起去看冰球比赛。比赛双方都是加拿大的一流青少年球队。观众照例可以拿到参赛球员的名单。这种名单叫做player roster，每个球员占一横栏，由左至右，标明球衣号码、姓名、身高、体重、生日、来自什么地方。教授太太浏览一遍，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她看的这份名单复制在书里，读者可以自测观察能力。格拉德维尔跟读者说，看不出来不必难过，这个问题在加拿大冰球界存在了很多年，从来无人措意。

原来，这些球员的生日大都集中在1月、2月、3月。教授名叫Roger Barnsley，当天晚上，他查看了所有能找到的著名冰球运动员的资料，发现有同样的规律。再下来，教授夫妇，还有一位同事，搜集了安大略省青少年省级联赛各个球队的选手资料，发现他们的生日最多在1月，第二多的是2月，其次是3月。搜集全国联赛选手的资料，结果毫无二致。加拿大顶级的冰球运动员无论如何分组、分类，生日都是40%在1月到3月之间，30%在4月到6月之间，10%在10月到12月之间。Barnsley后来回忆说，他研究心理学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显著而又广泛的现象：“用不着数据分析，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个现象的原因其实并不费解。加拿大是一个冰球的国家，小学就开始打冰球，在男孩子是常事。打得好的，十岁上可以入选地区少年代表队。少年冰球按年龄分组，分组的界限是1月1日。这意味着，编在同一组里的球员，有的在年初就满十岁，也有的要到年底才满十岁。十岁的男孩，正在突飞猛进地发育，身高、体能、手脚的协同配合，每个月，甚至每个星期都会有所不同。代表队的教练选中的，自然是生日大的偏多。进了代表队有什么好处？代表队的教练好，队友水平高，尤其是打球的机会多：每个赛季有50到75场比赛。不在代表队的不能去外地打球，每季的赛事不过20场。

如果把“一万小时定律”比作储蓄，入选地区代表队就等于是开了一个零存整取的户头，进项有恒，而且数额可观，最终结账的时候，储蓄人很可能就变成了职业运动员，甚至世界级的冰球明星。这样的账户，许多有志于冰球运动的孩子却不能开，因为他们潜在的能力显露稍迟，不为人知。这对于他们，对于冰球运动，都是一个损失。这个损失，不经指点看不出来。

类似的现象也见于其他的运动项目。美国的职业棒球计算年龄的分界线是7月31日，因而从业运动员的生日在8月的远远多于其他的月份。2005年大联盟赛的参赛运动员8月份生日的505人，7月份生日的313人。英国职业足球计算年龄的分界线是9月1日。1990年代的一次统计，“英超”联赛运动员有288人的生日是在9月到11月之间，生日在6月到8月之间的只有136人。世界足联现行的青少年足球年龄分界线是1月1日。2007年，捷克青少年队进入世界杯决赛，格拉德维尔在书里复制了队员名单：21名队员中，生日在1月到3月之间的15人，4月到6月之间的4人，8月1人，9月1人。捷克少年冰球队在2007年的世界冠军赛上名列第五，书里也复制了他们的名单：全队22人，生日在1月到3月之间的11人，4月到7月之间的6人，8月的3人，11月和12月各1人。不用问，捷克少年冰球的年龄分界线和加拿大一样。

或者以为，运动员无论任何门类都是少数，尚未长成，却被看做是不堪造就，虽属冤枉，并非常有。未见得！学校教育可以说是关系千家万户的事，做父母的、不做父母的都很关心。格拉德维尔介绍了一项这方面的调查。调查是针对TIMSS，这是一个数学和科学知识测验的缩写，全称是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每四年举行一次，有很多国家的学生参加，旨在了解各国数学和科学教育的趋向和水平。有两位加拿大经济学家，Kelly Bedard和Elizabeth Dhuey，调查了各个国家参加测验的小学四年级学生，看他们的成绩和生日的月份有无关联。她们发现，生日最大的和生日最小的考生相比，成绩高出4个到12个百分点。小学四年级，这点差别有关系吗？有。试想两个四年级学生，同样聪明，但生日相差12个月，大的考80分，小的考62分，得80的可能进教学强化班，得62的就进不去。强化班的教员水平高，练习量大，进度快，联系“一万小时定律”，不难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种班，各国的名目不同。我有个朋友住在美国加州，儿子就进了一个这样的班。学校给他们这个班起的名字挺别致，叫Gate Class。Gate是“门”，意思是通往大学之门？或者是进了这个班，就等于过了一个门槛，从此内外有别？耐人寻味。

照Bedard和Dhuey的看法，还真是内外有别。她们还调查了美国的大学本科生的生日，发现在同属一年的学生里，生日偏小的那一组所占的份额，比同样的生日组在正常人口里的份额低11.6%。要说这种反常的分布完全始于小学四年级，未免夸张，但是跟过早地判定学生的智力水平，因而区别对待，肯定有关系。

中、小学生按年龄分班，有管理上的必要。根据成绩挑选学生，加以特殊培养，是因材施教，没有什么不对。挑选的时候有偏差遗漏，也在所难免。但是这种偏差和遗漏是可以减少的。格拉德维尔提出一个想法：同一个年级的学生，可以按生日的月份分组，1月到4月的一组，5月到8月的一组，9月到12月的一组。在各组名列前茅的学生，都可以接受强化教学。类似的设想也适用于少年足球和少年冰球：每个年龄组再分两段，1月1日起一段，8月1日起一段，两段分别训练、分别比赛、分别接受代表队的挑选。这样做要多费人力财力，但是带给体育、教育，乃至社会的好处足以抵偿。

【二】

格拉德维尔说，一万小时的练习是一番巨大的功夫，要想在少年时期完成积累，不能单靠自己，必须有家庭的支持和鼓励。而且你还不能穷，你要是打工谋生，用剩余的时间练习是无法到达一万小时的。他又说，如果进入专科，比如明星冰球队，经过严格的养成训练，或者有其他类似的机会，多数人都能攒足一万小时。

这让我想起早先读过的一篇讲英国社会史的文章，题为Intellectual Aristocracy，——“知识贵族”。文章里说，从十九世纪中到二十世纪初，英国有很多优秀的科学家、人文学者、法学家、政府官员，夫妇双方都出身于著名的知识分子家庭。这些知识精英，不仅青年男女的嫁娶，甚至丧偶之后的再婚，都是在相互之间选择。这种联姻产生的子女，也有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

文章开列了十几份名人辈出的家族谱系，其中有些姓氏，中国的读者可能熟悉或者曾经听说，比如：Darwin，Haldane，Huxley，Macaulay，Sidgwick，Trevelyan，现在上网就能查看。这篇文章发表于1955年，是英国历史学家Noel Annan的成名作。当时电脑远未普及，爬梳整理家族脉络、姻亲关系是“手工劳动”，把谱系归置出来已经是上好的学术成果，无须太多理论上的发挥。但是Annan还是加了一些评说，其中一点给我印象很深。

他说intelligentsia这个词来源于俄文，最初指的是沙俄时代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是政治和信仰上的异端，是家庭和社会的叛逆，是革命和动乱的发起人。而英国的知识精英正好相反，他们通过联姻，通过学问和职业的承传，把几代人凝聚在一个坚强的传统里，促进了体制的稳定。

这个说法有无道理，我不知道。但是读了这篇文章我有一个猜想：英国的政府机构和大学自十九世纪中期就有了考试制度，公开而且严格。几个固定的家族，代代有人入选，并且得居高位，凭借的不可能是弊端，应该是某种旁人很难得到的机会。读过格拉德维尔的书，我大致明白了这是怎样一种机会：优越的施教、受教环境，充足的练习时间，没有旁骛，没有后顾之忧。当然这样的机会并不是人人都能善加利用。因此还需要有孜孜以求的上进精神。关于这种精神和机会之间的关系，Gladwell也举了不少例子，譬如最后一章。

书的最后一章题为“牙买加传奇”，说的是格拉德维尔自己的母亲。故事分两截。第一截说他母亲1931年生于牙买加中部山区，有一个孪生姐姐，父母都是当地的小学教师，家住在学校旁边。所谓学校就是一间大房子，学生来自当地的普通人家，人数多的时候可达三百，少的时候不过二十。教的是简单的读写、算术。天好，就到门外的大树底下上课。学生打闹出了格，两姐妹的父亲就挥舞皮带，给他们一点规矩。父亲课余喜欢看书看报，最好的朋友是一位圣公会的牧师，每天傍晚翻山过来聊天，聊国家大事。母亲是当地有名的美女。两姐妹十一岁上获得奖学金，进入一所私立寄宿中学。中学是女校，主要收的是英国在牙买加的教士、业主或者产业经理人的孩子。中学毕业，两姐妹申请到伦敦大学念书，获准。入学不久，妹妹认识了一位英国数学家，姓格拉德维尔，两人恋爱、结婚。此后移居加拿大，丈夫在大学里教数学，妻子是作家，兼作家庭婚姻咨询。两人育有三个儿子。

第二截一开头，格拉德维尔就告诉读者，第一截说的故事不真实，倒不是掺了假，而是有几件要紧的事没交代，需要补充。首先，他母亲的学业有成并不是单凭她的一己之才和一己之力。1930年代的牙买加，普通教育只到小学为止，所有的中学一律是私立，穷人念不起。没有大学，想要深造必须去英国或者美国。1935年，牙买加来了一位英国学者，William Miller MacMillan，这个人在南非的大学里教书，大力提倡殖民地的历史研究和殖民地的社会改革。访问过后，他写了一本书，其中批评牙买加的教育制度不仅不为穷人提供机会，而且使贫富矛盾愈来愈深。书刚刚出版，牙买加和加勒比海的其他英国殖民地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动乱。英国政府有鉴于此，采纳MacMillan的建议，从1940年开始设立奖学金，供贫困家庭的孩子进入私立中学念书。1941年，格拉德维尔的母亲和她的姐姐参加奖学金考试。如果没有MacMillan，没有1937年的动乱，或者姐妹俩早生了两年，她们的命运就不会是这样。能说机会不重要吗？

还需要补充的是，私立中学的奖学金考试，姐姐考中，妹妹落榜。她们的母亲拒绝接受这样的结果。让两个孩子都进私立中学，是她长久以来的愿望，为此她一直不让姐妹俩跟村民的孩子玩，要在家里念书，还要跟父亲的牧师朋友学代数和拉丁文。妹妹落榜以后，母亲赌了一把，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买了校服，交了头一个学期的学费，把姐妹俩都送进了学校。

学期终了，学校发现有一个同学考取了两份奖学金，就分了一份给妹妹。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又是姐姐考取了奖学金，妹妹没有。这回的奖学金数额相当于教员夫妇两人全年的收入，无论怎样节约也省不出这笔钱来。而且牙买加全岛每年只有一个名额，今年给了女生，明年就要给男生，妹妹绝无再考的机会。窘境之中又是母亲做主，找当地的华侨商人贷款，让两个孩子都去了英国。这位母亲的眼光和胆略从何而来呢？

格拉德维尔说，他的外婆的曾祖叫William Ford，爱尔兰人，1784年到牙买加，买下了一个咖啡种植园，随后又买下一个来自西非的女奴做妾，生下他外婆的祖父，取名John Ford。白人农场主和黑人女奴公开同居，在当年的北美大陆极为罕见，一旦发生，当事的白人会被其他的农场主视为异类，不与往来。牙买加的情形与此不同。当地的人口黑白相差悬殊，十比一都不止，可婚的白种女人几乎没有。因而异族主仆之间的男女关系十分普遍并且公开，没人笑话。

生育的子女肤色较母亲偏淡，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mulatto。Mulatto处在白人和黑人之间，被白人看做是盟友和屏障，待遇要高于黑人。白人买妾，首选是mulatto，还常常在遗嘱里赠给大笔钱财，以致殖民地当局一度立法，把数额限制在两千英镑以下，这在当时仍然是很大的一笔钱。Mulatto女人为白人做妾，生下的孩子肤色更浅，地位也更高，常常被父亲送到英国受教育。牙买加的主要作物是甘蔗，甘蔗必须在产地加工，因此有很多轧糖厂。轧糖厂的技术人员，如铁匠、铜匠、木匠、锅炉工，多是mulatto人。1826年，牙买加的mulatto人和犹太人同时获得公民权，可以参加选举，可以从事任何行业。

1850年，已经有mulatto人担任首都金斯顿的市长和主要报纸的主编。到了二十世纪，牙买加的医生、律师、教员很多都是mulatto。格拉德维尔写书喜欢用表格，这章里也有一份。表格显示在1950年代，mulatto人在牙买加的律师里占76.5%，而他们在总人口中的份额只有不到20%。上面提到的John Ford，两姐妹的曾外祖，成年以后当了牧师，娶了mulatto女人为妻，他们的儿子William Ford，两姐妹的外祖父，是蔬菜批发商。Ford家族中曾有三人获得罗德奖学金，到英国念书。

格拉德维尔就mulatto人说得如此详尽，意在告诉读者，这是一个精英族群，但是地位特殊而且脆弱。他们处在极强势群体和极弱势群体之间，比下稍稍有余，比上远远不足，没有恒产可传子孙，只能利用教育的机会努力攀爬，才一歇脚，便会下坠。两姐妹的母亲的眼光和胆略，寻找和捕捉机会的精神，来自她的mulatto背景，来自mulatto的忧患意识。

Outliers的内容，以上介绍的不足十分之一，但是可以看出格拉德维尔文章的特点和贯彻全书的用意。文章的特点在于联系、组织。“一万小时定律”和“相对年龄”的概念，出于不同的研究，本无必然联系。格拉德维尔把它们编组在一起，以前不知道的，读了自然长见识，以前就知道的，也会有新的感受。

格拉德维尔任职于《纽约客》杂志，文章常在杂志上出现。最近跟一位美国朋友说起他，这位朋友说格拉德维尔的长处是善于packaging——“打包”，我深以为然。说他是普及科学知识也行，但我以为他所做的不仅只是普及，他是在开发别人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因为他的“打包”，获得了更深、更广的意义。

文学作品需要诠释，科学研究也一样。这本书的用意在于告诉读者，所谓个人成就，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才华再加上个人的努力。成就往往有赖于个人无法创造，也无法控制的机会和环境。有些机会和环境是过去传下来的，如果对它们的缘起成因一无了解，或者有所了解却无所交代，那就如同最后一章里的第一截故事，误导他人。还有一些机会和环境本来可以惠及更多的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被分享。了解这一点，就可以想想办法，让更多的有才华、有抱负的人有所施展。

一位年轻朋友告诉我，这本书按照当下的分类，属于“成功学”。这个名称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我觉得，无论对成功在乎还是不在乎，这本书都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