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日本留学潮：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诺哈网2023-08-19 15:45:170阅

后台其实一直有读者发来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清末有那么多人会去日本留学？

借今天这个契机

我们索性把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都聊一下

首先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清末到底有多少人去日本留学？

在我们的印象里，那些后来在中国近代史舞台上赫赫有名的人，大多都有留日的经历，鲁迅、杨度、黄兴、徐锡麟、秋瑾、蒋介石、蒋百里、阎锡山、胡汉民、汪精卫……等等等等。

那么，前后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去过日本留学？

根据《人民政协报》曾刊登过的一份数据显示（来源见文末，下同）：1896年，清政府开始派出第一批留日学生，一共13人——这是“官派”的。到了1900年，增加到了100多人，1902年为500多人，1903年为1300多人，1904年为2400多人，1905年至1906年，因为数据太大而已经没有精确数字，估计在10000人左右（其中大部分为自费）。

而日本外务省的档案显示，根据日本各学校调查数字汇总统计：1906年清国的留学生是7283人，1907年是6797人，1908年是5216人，1909年是5266人，1910年是3979人，1911年是3328人。

要知道，这只是日本学校方面的统计，因为当时还有很多中国所谓的“留学生”，并没有找到愿意收纳他们的学校，只是在社会上“闲晃”。当然，也存在一个中国留学生会报几个日本学校的情况。

所以，从1896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15年时间里，先后从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只有一个大致个估计数字，大概在3万人左右。

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国情，这不算是一个小数字了。

英年早逝的宋教仁，也是留学日本的

于是第二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要选择去日本留学？

首先有个大背景。

大家都觉得，中日经甲午一战，不共戴天。但事实并非如此。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反而进入了奇怪的“蜜月期”。

从清朝角度讲，与自己各方面都比较相近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肯定有很多非常宝贵的经验，而自己战败后对国内也必须要做出一种重新革新的姿态，所以愿意派留学生去日本学习。

而从日本角度来说，在击败清朝后，他们在东亚地区的唯一对手就只剩下了沙俄，此时最好的策略是拉拢清朝共同对付沙俄。日本接受清朝的赴日留学生，一方面可以笼络中国政府，一方面可以培植亲日势力，还能增加外汇，何乐不为？所以当时日本社会各界很重视招收中国留学生。

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如之前推送所述，中国的维新派甚至都曾希望请他来做中国的内阁首相。

第二，日本在饮食、文字各方面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更能让中国留学生适应，在地理位置上也非常近，有急事也可以两地往返。而且，当时去日本是不用签证的——船票在手，说走就走。

第三，也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便宜啊！

根据1905年的《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章程》记载，学校专为中国人设的“清国留学生部”，每年的学费大约为35日元——大概相当于清朝的17两白银。

如果留学欧美呢？按照清朝给官派的欧美留学生发放的津贴标准，是每年1200两白银，其中学费是每月20两，其他为住宿和差旅。

一年17两和一个月20两，再加上吃穿住行方面的费用差距，日本留学的性价比立刻凸显。

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就读期间的缴费情况，至今为早稻田大学史料中心保管

所以，同样考不上“官派”，但清朝当时的中产之家基本都可以负担子女去日本留学的费用，甚至再差一点的家庭，咬咬牙凑凑钱也能勉强承受，但能将子女送到欧美去留学的家庭，必须是非官即富的。

当然，由此也衍生出当时“欧美同学会”是看不上“日本同学会”的。

两个背景问题说完，第三个问题来了：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得怎么样？

要问他们学的怎么样，先要看他们去日本留学的目的。

应该说，绝大多数当时赴日留学的中国学子，都是抱着一颗爱国之心去的。甲午一战，对中国人刺激极大，而日本在吸收了西洋文明后立刻实现了富国强兵，这也让广大中国学子抱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决心。这从他们去日本选修的科目就能看出来——绝大部分学生选的是当时中国最缺的方向：军事、政法、师范……

当然，也不排除有一部分学生是抱着“镀金”的心态去的，他们在日本学习也不努力，甚至日语都没学好，反而沾染了不少不良风气，终日旷课闲逛，搞同乡会小圈子，饮酒作乐，甚至嫖妓。

值得一提的是，绝大部分中国留日学生初到日本时，是抱着一种回国后要改良政治的态度去的。但是到了日本之后，在亲身感受到了近代化的日本各方面与腐朽清朝的对比之后，很多人心态发生了变化——不是要改良，而是要推翻清廷，是要革命了。

邹容也是当时的留日学生。他的代表作《革命军》，只有2万多字，却旗帜鲜明地宣传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他在书中写道：“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

这本书被翻印20多次，有人估计可能印了有100万本，无论在留日学生还是在国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所以，清末革命的熊熊大火燃起，一个重要的点火点，其实产生于日本的留学生团体中。

那么第四个问题又来了：留学生酝酿造反，清政府不管吗？

管，当然管。

1903年，留日学生群体中的革命倾向已经非常明显，各路线报都回送给了清廷。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曾非常支持派学生留日，但他也向清廷写了这样的一份奏折：

“伏查，游学日本学生，年少无识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其循理守法潜心向学者亦颇不乏人，自应明定章程，分别惩劝，庶足以杜流弊而励真才，当即酌拟约束游学学生、鼓励毕业生章程各一通…….拟定约束章程十依，已往者当知，续往者有范，上示朝廷瘴疠之公，下以昭学术邪正……”

但问题是，这些学生不在国内，清政府怎么管？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日本政府帮忙立法来管。

那么日本政府干嘛要听清政府的呢？

日本方面还是有自己的动机的。一方面正如前面提到，为对抗强俄，日本政府和清政府关系在“蜜月期”。而另一方面，那些小部分终日游手好闲的清国留学生，确实败坏了学校的风气，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日本方面也确实早就想整治一下了。

1905年11月2日，日本方面发布了《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

一个巨大的火药桶，由此被点燃了。

第五个问题：为什么管一管留学生，就能“点燃火药桶”？

先来看颁布的条例，全文共十五条规定，简单概括来说有四条激怒了中国留学生。

第一条：清国学生留学日本，需要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

第四条：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

第九条：清国学生到校外租的房子或住的旅馆，需要所在学校监管；

第十条：如果有清国学生因为“性行不良”而被学校开除，其他学校也不准录取。

条例一出，当时在日本的中文报纸《新民丛报》立刻刊文批评，指出这四条的问题以及整个条例的大问题：

第一条和第四条，完全侵犯了清国留学生的留学自由；

第九条，据调查，在日本只有妓女才会被监管居住；

第十条，怎样定性“性行不良”？如果来自北京的官员一口咬定，留学生就将无校可念！

《新民丛报》第78号

此外，《新民丛报》还透露，这个条例本来是叫《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把清国和日本的附庸国并列在一起（当时韩国已沦为日本附庸），究竟是什么居心？

最最激起留学生怒火的是规则中的“取缔”二字：世界上那么多国家都接受我国的留学生，只有你日本首开“取缔”先河，这是赤裸裸地藐视我们的国权！

所以，规则一出台，所有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顿时沸腾起来，纷纷扔下课本冲上街头，开始进行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和抗议。

当时留学生团体提出的口号是：全体回国！

第六个问题来了：那么，日本真的是要取缔清国留学生吗？

其实，还真不是。

这件事首先就摆了一个大乌龙。

日本方面颁布的这份规定，原来其实名字叫《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但日本报纸在报道这个规定的时候，简化了新闻标题，改成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但问题是，在日文中“取缔”有“监管”、“监督”的意思，就像日本公司里的“取缔役”，其实就是“董事长”的意思。而很多清国留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没机会看到原文，所以导致“取缔”口口相传（不排除个别清国留学生也没学好日文）。

实事求是地说，日本颁布的这个规定，确实有盛气凌人，欺负清朝留学生的成分，但如果要上升到无限高度，却也有一些勉强。远在越南的孙中山当时就发回电报，希望留日学生不要意气用事，要留在日本完成学业，以防回国后被清朝“一网打尽”。而梁启超也客观地评价过这次事件，称一部分人“决非徒在此规则问题”,俱是“蓄愤甚久,而借此一泄”。

梁启超

何为“蓄愤甚久？”因为确实有相当部分的中国留学生，一方面震撼于原本落后的日本突飞猛进，为自己的祖国感到痛心。另一方面，每个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对当时日本欺凌朝鲜看在眼里，唇亡齿寒，对长期遭受日本的霸权都有一种痛恨的心情。而在留学的生活和学习中，他们也确实受到过不少日本老师、房东、警察乃至车夫的冷嘲热讽和刁难，长久积累的怨气通过这次导火索一下子就爆发了出来。

当然，也有一部分纨绔子弟，生怕规则变严后影响自己的留学考勤，也加入了游行队伍。甚至还有一部分留学生纯粹是希望能够结识几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所以也开始罢课游行。

但是，留学生队伍也开始发生分裂。

一方，是以汪精卫、胡汉民为代表。他们遵从孙中山的意见，组成了一个“维持会”，希望留学生能够不要回国，完成学业再说。

另一方，以胡瑛、秋瑾为代表，成立了“联合会”，坚决要求留学生全体回国。

两方面的势力开始发生激烈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