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正部级官员崭露头角

今年以来，“70后”正部级官员开始崭露头角。

5月，四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云泽进京履新，出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首任局长。生于1970年9月的他，成为全国首位“70后”正部级官员。同月月底，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阿东进京履新，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生于1970年11月的阿东，成为全国第二位“70后”正部，也是目前全国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

“70后”的省部级官员是从十年前开始出现的。2013年，43岁的时光辉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媒体评论其为中国首位“70后”省部级官员。

十年来，“70后”省部级官员不断涌现。仅以省级党委常委为例，去年全国省级党委换届后，“70后”省委常委至少已近70人，占比接近五分之一。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力资源研究会测评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白智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70后”省部级官员尤其是省级党委常委人数在增加，反映出代际更替正在不断进行。年龄是晋升的重要考量因素，未来五年，1965年至1975年出生的官员将成为省部级官员的主要群体。

唯二的“70后”正部级官员

作为唯二的“70后”正部级官员，李云泽、阿东除了年龄上的相似，还有诸多共同点。他们都曾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深耕多年，基层经验丰富，履历扎实完备，之后跨领域、跨省锻炼，逐渐成长为正部级官员。

李云泽长期在金融领域任职。23岁从天津大学基本建设管理工程专业、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本科毕业后，他进入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和平支行的一家储蓄所工作，两年后，担任天津和平支行南门外分理处副主任。此后他先后在和平支行的资产保全部、天津分行的计划财务处工作，毕业后第十年，33岁的李云泽成为建行天津市分行行长助理。

彼时，国有大行正经历一场重大变革——全面推进股份制改革，建行亦如此。2003年4月，建行成立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对全行的股改工作进行统一协调和安排，当时媒体称建行的股份制改革是“铁腕攻坚”。

担任行长助理一个月后，李云泽就被借调至建行重组办、管理机制改革推进办公室工作。李云泽经历了建行股改全过程，一年八个月后，35岁的他成为建行天津市分行副行长。此后，他又经历了建行总部部门、建行重庆分行的历练，2016年，跨行担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

2018年，李云泽空降四川任金融副省长，后来任四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他到任四川不久之后，就负责组建四川省级银行。

西部大开发以来，四川经济总量一直高居西部首位，在全国的排名也在逐年上升。2019年，四川经济总量已排名全国第六，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0.2万亿元。但是，四川是全国仅有的两个没有省级银行的省份之一，且城市商业银行也存在规模小、效益低等问题。多年来，设立省级银行的想法在四川呼声不断。

为推动组建工作，四川省成立四川银行前期工作推进小组，组长正是李云泽。

四川银行是以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凉山州商业银行为基础重新组建的，而当时，后二者是存在比较严重信用和声誉风险的金融机构。在组建过程中，李云泽展现了能力和魄力，四川省不仅彻底化解了上述两家金融机构的风险，而且还探索出“以改革重组化解风险”的新模式，被当时的银保监会树为标杆。

今年5月，李云泽出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首任局长，一位熟悉其的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李云泽是真正懂业务的人，尤其懂财务和风险。他起于基层，履历完备，50多岁年富力强，是打好金融监管仗的合适人选。

“70后”的另一正部级大员阿东也是科班出身，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人文地理专业博士毕业后，他进入国家海洋局海洋综合管理司资源开发管理处工作。19年间，阿东在国家海洋局海洋综合管理司、海域管理司、东海分局、政策法制与岛屿权益司等多个部门历练，从科员到司长。

2016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中组部安排国家海洋局与海南省的中青年干部进行双向交流任职。其中，阿东到三沙市任市委副书记。三沙市设立于2012年，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是中国位置最南、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小及人口最少的地级市。

在当时的三沙市领导班子会议上，海南省委组织部官员除了宣布任命消息，还公开评价称，“阿东长期在国家海洋战线工作，具有丰富的海洋工作经验，突出的工作能力和成绩”。

此后，阿东又担任了三沙市市长。2018年2月，跨市出任三亚市委副书记、市长。任职三亚市期间，阿东曾明确表示，“绝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三亚绝不当房地产的加工厂”。

2020年，阿东由海南北上，跨省赴吉林工作，由三亚市市长升任吉林省副省长，之后任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今年5月底，阿东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75后”省委常委

除了这两位“70后”正部级官员之外，更多的“70后”省部级官员分布在全国各省党委常委层面以及各部委中。

各省党委常委从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换届，换届前，省级党委常委的“70后”有28人。换届后，“70后”新常委省委有40余人，约占当时新晋省委常委三分之一。而从换届后各省党委常委的整体情况分析，“60后”占比80%，“70后”占比17%，其余为“50后”。另外，在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层面，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70后”省部级官员至少有10位。

这其中，备受关注的当属两位“70后”省级党委副书记，他们都是中央候补委员，分别是湖北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生于1971年5月），贵州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时光辉（生于1970年1月）。

与时光辉曾在2013年以43岁的年纪就任上海市副市长、被媒体称为全国首位“70后”副省部级干部相似，诸葛宇杰亦曾创下年龄的纪录。

诸葛宇杰从南京航务工程专科学校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后，进入上海港务工程公司担任施工员，其后历任主任助理、副主任、第四分公司经理等职位。出任上海港务工程公司总经理时，诸葛宇杰才28岁，是当时上海港最年轻的企业当家人。

之后，他在企业和党政机构之间历练，担任过上海洋山同盛港口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普陀区委常委、副区长，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杨浦区区长、区委书记等职。

执掌杨浦时，诸葛宇杰是当时上海市最年轻的区县“一把手”。后来不到一年时间三次履新，历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市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之后出任上海市委常委，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省级党委常委。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由沪赴鄂任湖北省委副书记。

在“70后”省委常委中，更年轻的“75后”省委常委受人关注。目前全国至少有四名“75后”省级党委常委，最年轻的是西藏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任维（生于1976年5月）。另外三人是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晓强（生于1975年11月），新疆党委常委、统战部长伊力扎提·艾合买提江（生于1975年6月），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张红文（生于1975年4月）。

以张晓强为例，他长期在浙江任职，曾担任过遂昌县县长，德清县委书记，绍兴市委常委、诸暨市委书记，台州市市长等职。2020年跨省任广东汕尾市委书记。去年5月，不到47岁的张晓强任广东省委常委，同年6月任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直至今年跨省到甘肃履新。

2015年，全国102名县委书记获得“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张晓强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任台州市市长时，他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地级市市长；任汕尾市委书记时，他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地级市市委书记；如今执掌兰州市，他是目前全国最年轻的省会城市市委书记。

“70后”省部级群体进一步扩大

从2013年43岁的时光辉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之后，“70后”省部级群体进入了大众的视野。2017年媒体报道，当时全国省部级官员有时光辉、诸葛宇杰、周亮（1971年生，时任中央纪委组织部部长，副部长级）、刘捷（1970年生，时任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等。

2018年6月，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年轻干部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好。7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着眼近期需求和长远战略需要，培养选拔一定数量规模的优秀年轻干部”。

此后，“70后”省部级官员日益增加。那一年，李云泽任四川省副省长，1972年出生的李波任中国侨联副主席，1971年出生的刘强任山东省副省长，1970年出生的郭宁宁任福建省副省长，1973年出生的杨晋柏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到2020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梳理当时的“70后”省部级官员，已至少有29人，从任职经历看，多来自三个领域——地方党政机构、金融或国企系统、纪检监察机构。比如2018年履新的李波、刘强、李云泽、郭宁宁均有金融从业背景，

三年过去，当前，仅省级党委常委层面，“70后”已至少有近70人，而据《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统计，从任职经历看，在成为省部级干部之前，他们的主要工作经历多是在国家部委、地方党政机构，央企、国企，以及金融机构。

这其中，至少30余人主要工作经历是在地方党政机构。比如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张迎春，她是女性干部，湖南长沙县人，曾担任过教师，仕途起步于长沙市共青团，工作多年后转入地方党政锻炼，主要任职于长沙市和湘潭市。她在长沙市担任过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在湘潭市担任过市长、市委书记，之后升任湖南省委常委，如今任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

除了省委常委，“70后”副省长也在增多。据今年1月底媒体报道，当时全国31个省份中，29个省份共迎来58位“70后”副省长，其中包括16位女性。

上述“70后”副省长中也出现了“75后”的身影，包括天津市副市长谢元（生于1975年6月），安徽省女副省长任清华（生于1975年3月），海南省副省长顾刚（生于1977年4月）。

知识化、专业化以及制度化培养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刘俊生曾在“2012中国领导人论坛”上作《“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成长升迁影响因素分析》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影响“60后”晋升的几个重要因素之一是学历，这是精英政治外在的一个显性标志，在西方的国家亦如此。

刘俊生说，当时161位“60后”省部级官员，博士占45%，硕士占43%，本科占11%。他认为，官场对学历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60后”省部级领导正好赶上恢复高考时期，这促使他们追求学历的欲望非常强烈。

刘俊生提到，最终学历中，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学位合计占比超七成，这表明政府管理对这两种知识的需求，也反映了“60后”省部级官员获取学历的倾向性。

与“60后”省部级官员群体相比，“70后”省部级官员知识化、专业化进一步加强。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60多位“70后”省委常委中，至少有55人拥有硕、博士学位，其中超半数拥有博士学位。

不少人第一学历即毕业于知名高校。比如，福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郭宁宁本硕博均毕业于清华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辽宁省委常委、副省长张立林本硕博均毕业于复旦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从学位种类看，经济学博士、工学博士占比最高，两者合计占比超过一半，其次是管理学博士和法学博士。而在硕士学位层面，管理类硕士学位占比最高，约40%，其次是经济学硕士以及工程、工学类硕士。

在学历之外，“70后”官员相较此前的官员，还有其他独特特征。

这批官员成长于改革开放，经历了中国走向开放的全过程，对中国社会的变化有着切身的感受。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胡晓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也因此，“70后”干部自身有极强的竞争意识。

白智立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打开，“70后”官员群体走出国门的机会更多，可以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60多位“70后”省委常委，在担任党政干部期间，至少十余位曾赴欧美等国求学或培训。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胡晓东指出，在任官员出国求学或培训，其实也是因为组织部门的培养制度日益完善，“70后”官员是在相关的人事制度建立及健全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包括干部异地交流制度、基层锻炼制度、培养培训制度、职务职级并行制度等。胡晓东说，一个人要想走上高级领导岗位，经过这些制度的锻炼，其能力和水平将得到快速提高。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曾印发《2019-202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当时的中组部负责人提到，就专业结构而言，要根据不同类型领导班子的职责任务，注意选配具有专业能力、专业精神的干部，使领导班子形成搭配合理、优势互补的专业结构。

在完善来源、经历结构方面，上述负责人表示，要树立重视基层、重视实践的导向，拓宽选人视野，注意从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中发现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坚持五湖四海，打破地域概念、部门界限，加大领导干部交流力度，同时强调要注意保持领导班子特别是市、县党政正职相对稳定。合理配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加强日常培养、战略培养。

记者：佟西中

责任编辑：张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