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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谢宇悲剧背后:当小镇做题家来到北大

新浪新闻综合2023-07-26 03:45:510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命运,可能是一个人与不断出现的新环境的调试。

文 | 吴琪 王珊

失落感

不能再成为第一名,这种进入北大以后的失落感,太多北大人都经历过。王立行是以全上海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北大经济学院的,“没想到进了北大,我的成绩在班里中等往下。我就觉得,肯定是上海的高考卷子太简单了,没有办法跟全国卷子比,所以造成了我感觉自己很牛、但实际上我啥都不是的感觉!”王立行表现出了一种轻松的自嘲能力。他发现,班上通过竞赛保送进来的同学,比例大概在20%,高考里边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自主招生进来的,路子各不相同。

而另一个以某地文科状元身份考入北大经济学院的向蔚,向我们说起她大学最大的痛苦:数学课对她来说太难了。杨冬明也提到,在北大读书那几年,经济学教育的一个核心趋势是数学化,用很高深的数学进行建模,这样的研究文章容易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但对于很多今后从事经济工作的人来说,其实并不需要进行很高深的数学学习。

向蔚对数学产生了很大的畏惧,进而开始责怪自己。“我的朋友里面有想要做金融工程的,已经开始学双学位了。在我的圈子里,我是一直行的,但是上了大学以后,班上突然就有奥赛进来的同学、信息技术比赛进来的同学,还有已经自学过微积分的同学。你看,你和人家已经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了,心理压力就会特别大!我就会觉得我怎么这么差?为什么人家就学得那么好,我连个普普通通的专业课都学不好?”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李勋 摄/ 视觉中国)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李勋 摄/ 视觉中国)

虽然向蔚发现自己对历史人文类的课更有兴趣,但是她也不准备换专业,“因为我太好强了,如果我跑了,我就是个loser。还是要跟自己较一下劲,我转专业就是逃跑了,那我以后遇到问题就会逃跑”。她硬着头皮学下去,但是感觉“这个体制不给你一个调整的空间,没有替代机制”。她觉得其他人都是没有障碍地往前走,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并且觉得和其他同学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我还有没有毅力,这么辛苦地学下去?

向蔚观察着身边的新群体,她觉得北京的同学就显得很轻松,不管学习压力多大,这些同学周末都是要回家的。“他们好像一直都很轻松。这种轻松感,我们是想模仿也是模仿不来的。”她得出的结论是:北京的孩子,与我们“小镇做题家”,试错成本是不一样的!北京的孩子视野宽、家里路子多,这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绕着走也能到目的地。而向蔚虽然来自大城市,但是父母只知道读书这一条路,思维跟不上外边社会的发展,她认为自己跟“小镇做题家”也没多少差别。父母从小训斥她的话就是:“这个社会它在一直往前冲,它错不到哪里去,所以错的只能是你!”

当这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聚集到未名湖畔,他们虽然也有“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心理准备,但是由于在过去的小世界里一直是佼佼者,这种在新群体里的失落感,绝大多数人都会经历。而且他们还不愿意跟同学说出来,基本选择默默承受。正如大吴谢宇一两岁的李又廷所说:“每个人真的不一样,我觉得吴谢宇对自己的要求,绝对不是我这种放松的状态,他可能都没有办法容忍我这种不逼自己的。Always fight for the best,他们只想考第一,没有第二名这种选项。所以我是不会跟人家交流这种心态的,这种心态我自己放在心里。”

《二十不惑》剧照 《二十不惑》剧照

吴谢宇在大学一、二年级,成绩都在全年级前列,在大家眼里已经是成绩优秀的学生。杨冬明后来知道吴谢宇对自己成绩不满时,感到非常吃惊,他对我们脱口而出:“如果他是这种感觉的话,我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萧丽丽是从新疆考到上海读高中,然后进入北大的。她提到自己刚进北大的窘迫感。她是到了大学才有电脑的,一个师兄陪着去买的。“那时候班里同学都有彩色的课程卡,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在电脑上截图,然后拥有这样一张卡片,但是又不好意思去问别人。只能自己摸索着去学,内心是敏感和自卑的。”

进入北大后,大家才发现,这里不再只是展示学生们的考试能力。一个个体是否向外界敞开自己,能否吸收变化中的养分,在新环境中寻找自己的价值,才是更为本质性的问题。但他们还要面对的,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了罕见的几十年高速发展之后,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不同家庭之间的明显差别。当一群天南海北的年轻人聚到了一起,每个人其实都带着他们成长过程里的具体处境。他们背后家庭实力和资源的不同,他们的视野和见识的差别,已经很难回避了。

曾经的大学

吴谢宇的父母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这本是让人骄傲的家庭资源。不过谢天琴上大学时的处境,与20多年后她儿子在北大面临的局面,是完全不一样的。用吴谢宇一位同学的话来说,社会变化这么快,要想父母辈帮助孩子在北大竞争,没有几家能做到。他们能听得懂自己孩子在北大的处境,就很不容易了。

以谢天琴敏感自卑的性格,大学生活居然给她留下了不错的回忆。她从小因为盲人和“右派”家庭的原因,不愿意与人来往,但是1986年考上大学,她既没有多少从小地方到苏州的自卑感,也没有在同学中感到不舒适。按照担任她中国现代史的老师陈斯民对我们的解释,那时候家庭之间的差别不大,学生们穿得都很朴实,考上大学不容易,学生很自豪,家长也自信。谢天琴她们那个年级60多个学生,多数来自农村和小城镇,一小部分来自城市里的普通家庭。

苏州铁道学院当时新建的校区在郊区,离市区有20公里,在上方山的山脚,周围都是农田。老师大部分都住在城里,一到下午4:30,校车一开走,周围一片寂静。同学们下课后在山坡上散步、讨论问题。陈斯民说,很多农村来的孩子,读了4年书都没进过几次苏州城,离城市文明远了一点。但好处是同学们相处多,学习氛围浓。

陈斯民是1987级一个班的班主任,他说那时候老师和同学的时间都多,老师了解学生们比较充分。老师们会谈论学生,每个学生的性格是什么样的、谁和谁关系比较好,谁可能遇到了一些事,大家就帮着化解化解。班主任经常去学生宿舍聊天,有同学过生日,大家也会一起热闹热闹。谢天琴话很少,总是跟在一群学生后边,但是笑眯眯的。

而学生们整体情绪饱满,也是因为大学意味着人生向上曲线的开端。谢天琴等人毕业了就能在铁路沿线的学校当老师,而铁路那时又建在经济发达的地区。

众多学生正在图书馆内专心学习(图|视觉中国) 众多学生正在图书馆内专心学习(图|视觉中国)

吴志坚的好友张力文,也念念不忘他在大学的经历,他提供了一个贫苦山区孩子怎么度过大学的一种样本。张力文和吴志坚、谢天琴都是仙游老乡,但他们三个人又处在不同的小阶层里。谢天琴家是县城里的居民,处在最高等级;吴志坚家是平原上的农民;张力文家是在最穷的大山沟里,条件最艰苦。1987年他去上大学,从福州坐火车到昆明,是他人生里第一次见到火车,第一次见到大巴。他根本不知道怎么乘车,“好在我碰到一个老乡,他带着我去火车站,带着我进站。那时候福州到昆明没有直达,要从株洲转车,三天四夜。中途在株洲等半天,我就在株洲车站的广场上枕着行李睡觉”。

到了昆明大学之后,张力文人生中第一次见到足球,第一次见到围棋。他的个子只有一米六,打不了篮球。他发现同学中有厂长的孩子,有部门领导的孩子,觉得很茫然。他思考自己有什么优势,能够建立什么样的优势。张力文开始练体操,想着把身体练得壮壮的。他修了两个专业的课,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双学位的说法。虽然家里穷,但是好在兄妹多,张力文的哥哥妹妹已经出去打工了。他们一起两个月给他150块,他每个月有25块助学金,还能在图书馆工作得到25块,居然造就了“我那时唯一不匮乏的可能是金钱”的境况。张力文很愿意帮助同学,他经常借钱给同学,善于结交朋友,和大家的关系很好。等到大学毕业分到南平铝厂,他也开启了一路向上的人生。

像谢天琴和张力文这一辈的大学生,依靠高考和大学生活,完全改变了人生。他们习惯性地相信,这条路永远是更好生活的通道。在他们的理解里,像吴谢宇这样的下一辈,能够到成为北大的一员,已经是超额完成了人生使命。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都能获得愉快的大学生活。如今物质早已不是问题,年轻人获得了这么好的资源,他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他们怎么会过得不好呢?

吴谢宇的姑姑阿花也以笃定的口气向我们提到,弟弟不幸英年早逝,但小宇争气地考上北大,今后吴家的出路就指望他了。曾经的小姨父刘裕宗也看似淡淡地向我们提到,吴谢宇考上北大后,还指望着以后他能帮到自己的孩子,毕竟两个孩子只差一岁,又是这么近的亲戚。

吴谢宇能够像他父亲一样,背负起这样的期望吗?

2017年9月北京大学新生报到日,经济学院的新生们把自己的照片贴成照片墙庆祝学院105周岁(贾天勇 摄/ 中新社/ 视觉中国 供图) 2017年9月北京大学新生报到日,经济学院的新生们把自己的照片贴成照片墙庆祝学院105周岁(贾天勇 摄/ 中新社/ 视觉中国 供图)

变通能力

吴谢宇的世界,看上去由妈妈和高分构成,再无其他的对外连接。怎么面对一个变化的外界、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在变动的世界里重新看待自己,这是谢天琴也不具备的能力。但是谢天琴大学毕业就进了中学工作,她一辈子待在一个“铁饭碗”内,可以不用和外界打交道。吴谢宇面临的处境早已不一样,哪怕只是在大学里,他就发现他完全应付不了这样一个小社会。而吴谢宇想着把妈妈从哀伤幽怨的泥潭中托举起来,但托举起任何其他人,都需要一个人自己先能站稳。

因为数学成绩而质疑自己的向蔚,说她是在北大过了很久才意识到,大学里的选择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过程。“它考验的是你思维方式的升级,但这个摸索过程,只能靠自己。”她发现,自己很长时间里停留在高中生的思维,必须要先做到A,才能做到B,接下来才能做到C。“但大学生活,我发现原来可以先做一半的A,然后我想一想,我可以再做一半的B,或者说我就已经可以先做C了,不用堵在原来的思维里。后来我回头想我入学之初的困难,学不好的课,为什么不及时退课呢?我把那些课放到大四,或者放到一个我空一点的学期去把学分修了,又能怎么样呢?但在当时,我想都没想过。就是觉得某一个门槛过不去,后边就完了。”

上大学之前,她不用真的为自己做决策,她在一个被规定的通道里,埋头往前拱。“大家都觉得你应该学习,我就一根筋地学习;后来在北大遇到挫折我要自救,我就一根筋地自救,就是这样。”吴谢宇后来透露出来的心理路程,也非常相似。

北京大学的东南门(楼定和 摄影/视觉中国 供图) 北京大学的东南门(楼定和 摄影/视觉中国 供图)

向蔚在北大还感觉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压力,害怕自己被边缘化。“北大的人,或多或少是比较自我的那种。遇到困难时,我也要强,不肯说出来,主要是也说不清楚那种不好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大家各自顾自己,人家也没有时间听你说。”她有一种模糊的感受,当她处在迷茫自责的泥塘里时,如果不自救,可能没有人会救你。

本来他们明明是在中国最顶级的大学里,学着热门的专业,今后将从事薪水不错的体面工作的年轻人。仅仅从一个实用的标准来看,这对于多数人,也是很好的一个出路。但是如果只把眼睛盯在学习名次上,用高中的心态来刻舟求剑,他们就找不到那把过去让自己非常自豪的“剑”。新环境给予一个人强烈冲击,它可以帮助一个人重建自我,也有可能彻底摧毁某些人的自我。

与吴谢宇同寝室的杨冬明看得比较通透,他跟我们分析说,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很世俗的学科,就是研究资源的分配。资源分配就涉及社会生活,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学科,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大学并不是要把所有人都培养成经济学教授,这不是教学目的,所以它传授的还是一些比较基础的概念,这些概念里面会涉及一些模型,但是数学不是经济学的全部。少数学生追求在顶级期刊里发表文章,那他们可能需要数学非常优秀。但是对于其他经济学的学生来说,不用困在一个很小的局部,应该看到更大的面貌。

杨冬明看到的实质是,在各种新处境面前,个人是有选择的,是可以发挥主动性的。而一个人遇到不好的处境还能接受自己,考验的是他的心理调节能力。萧丽丽在感到自卑之后,发现北大是一个很开放活跃的地方,只要一个人有特点就会被识别。“我那时演讲能力很好,所以也是被认同的。”而李又廷的自我心理建设很有趣,“高中时候我能做一个学霸,是因为我的竞争对手不行;大学的时候我的竞争对手太行,所以我应该没有办法考到前几名。”

《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剧照 《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剧照

李又廷接受了自己在大学中等偏下的成绩,他说他不愿意在课堂上多发言,不想丢人现眼,但会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记好笔记。他知道他是肯定能安安稳稳毕业的,绩点差一点无所谓。“我肯定不是让母校引以为荣的毕业生,只要自己日子过好就行。其实说到底,毕业的时候人家看的不就是北大那块牌子吗?所以我自己心里想,反正我考得再好再差,都是北大毕业的。拿这么多奖学金干吗?我也不差这点钱。就这样,我就调整过来了。”

而他作为上海考生的身份,给了他一层自信,“我的英语是接近母语使用者的水平,这个就是上海地区给我的优势”。他分析说,英语的考卷满分也就150分,他最多也就考150分,也许人家和他高考的英语只差几分,可是实际英语水平远远不止差这么点。“所以有些东西它并不能反映在分数上。”而且他的日语水平也很高,“这是我在大学之前就完全掌握的事情,如果你来自一个偏远地区,你英语掌握得不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李又廷说他想清楚了这一点,相当于做了一个取舍和决定,他大概就知道在北大几年应该怎么过。学习要过得去,但不用太在意,他更愿意在北大享受生活,看到多元化的圈子和人。他不准备搞学术,毕业后就去工作,所以找到高质量的实习对他更重要。

他对自己同学的整体评价是:“北大的学生都是目的性很强的人,知道自己要什么。刚进来的时候可能经历一个学期、一个学年的迷茫,很快就调整过来了。我觉得这是北大学生作为一个比较聪明的学生群体非常典型的特质,大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北大的圈子

萧丽丽也说,北大的学生都是很聪明的人,很快就能对自己的能力做一个判断:我在这个方面与同学的差距,追得上还是追不上?我要花多少力气去补差距?还是说我守住我的优势,把优势发挥好?这是一种对自我独特性的确认,同时也能帮助自己在集体中找到归属感。

以体育特长生身份进入北大的龙潭,也体现了很强的调节能力。大一下学期,他谈恋爱了。“我找了一个分数很高的女生,我也不是特意找一个分数高的,但是她的分数确实很高。我就有了一种‘你不是这个学校的孩子,但也是学校的女婿’的那种感觉。”到了大二,龙潭被推选为学院的体育部部长,还被选为学代会代表,“我就有了一种自己真正被认可的感觉,我都可以代表我的同学们了,那我还不是这个集体中的人吗?肯定是”。

龙潭分析自己的特点,他作为北京大学足球队的一员,代表北大参加过很多比赛,还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的友谊交流赛。他觉得自己的优势是情商不低、待人真诚、注重团队合作。对于学校的一些新规定,当同学们有意见时,他能代表大家去跟学校交涉,表达大家的心声。所以虽然考试考不过大家,但龙潭在北大的感受非常好,“一些单纯学习的人,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怎么去代表同学与学校谈判、交流”。

这些体现了北大的重要特点:最受欢迎的学生,远远不是高中那种学习好的学生。李又廷把这些归纳为——北大的圈子文化还挺强烈的。他们把有些人叫作“学生会咖”,有些人叫作“社团咖”,有些人叫作“恋爱咖”,有些人则是地道学霸。“社团咖”是指那些玩社团玩得特别好的同学,比如说北大的山鹰社、自行车协会、模拟联合国之类的。李又廷说他没见过哪个人混社团当社长的时候,还能学习成绩特别好的,“你必须要有所取舍,不然的话你什么东西都还行,那就是中庸”。

北京大学校园内景象(图|视觉中国) 北京大学校园内景象(图|视觉中国)

这几个圈子很难互相跨越,每个人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一个学生想在某方面有所成就,就得放弃其他一些方面。李又廷对大学生活的总结是,“我觉得北大多元化的大学生活我是体验到了”。他觉得自己有短期突击学习的能力,但不是能潜心学术的人,而很多企业招聘强调学生的综合素质和领导力,所以志愿者经历、有分量的实习、创业大赛等都是很好的加分项,他就在这些方面做了积累。

萧丽丽意识到圈子文化,是在她谈了一个北京四中毕业的男朋友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学校是有圈子的。一旦你进入了一个圈子,大家会告诉你哪些老师的课比较有意思,然后大家一起选课上课、一起参加很多兴趣活动。这样即使你的成绩不好,你也会觉得自己的某些方面是有所安放的。”

父母类型

正如与吴谢宇同寝室的杨冬明所说,即使大家住在一起又都是福建老乡,他们寝室的同学也从来不谈论各自的家庭。或许正是大家都聪明又敏感,而背后的家庭状况千差万别,在一个非常经济化的社会,家庭状况远远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情感关系。它太容易显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了,在同学中反而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

但是对于一个个具体的年轻人来说,大学是进入社会之前的关键成长期,一个人怎样度过他的大学、怎样为今后的人生做打算、遇到困难该怎么办,也来自于他到底有没有建立起自我、他从家庭里获得了怎样的情感资源。

向蔚说,从小爸妈对她的期望值就很高,而她刚好又用自己的优秀,满足了父母的期望。“我爸妈从小不鼓励我,不注重沟通技巧,很情绪化。我从小到大,每次都是他们先把话说得特别绝。他们会说,我一定会按照他们设想的最坏方向发展。而在一个人很小的时候,会自动接受爸妈说的这一切。他们觉得你做得好是应该的,你做得不好就一定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们在别人面前会表扬我,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心认同我,那种表扬也只是为了他们有面子,我经常很没有价值感。中国的‘90后’,大家都喜欢用‘咸鱼’来自嘲,觉得这种感觉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不只是我一个人没有价值感,我觉得很多‘90后’都是这样。”

虽然向蔚觉得父母给自己带来了很不舒适的感觉,但是她对父母的反抗并不明显。她后来跟父母探讨,她觉得父母应该检讨对她说过的那些话。“小的时候,我是一个弱者,如果现在我把同样的话、用同样的角度去跟你们说,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对?”

但是在更大程度上,她认为自己和父母之间,是甲方和乙方的关系。父母是甲方。“我们这一代人,越来越意识到了,父母就意味着你的社会资本。特别是在一个你房子首付需要父母支持的环境下,你不可能不尊重爸妈的意见,对不对?你作为独生子女,爸妈也确实对你寄予了厚望,爸妈对你的很多要求和态度,都是因为你是他们唯一的小孩,对不对?”所以她认为,家庭关系,是一个人体验到的一个权力关系的缩影,“就在你长大的过程中,你和父母争夺的是一种权力关系”。所以这种关系并不那么可爱。父母原来只要她追求高分,只用顾学习,其他都不要管。大学受挫的经历,让她意识到,如果父母能够让她从小更多与其他人互动,让她生活在一个微缩社会里,她会更适应真实的社会。

《小别离》剧照 《小别离》剧照

而对于其他的一些同龄人来说,有的与父母关系更为平等。杨冬明说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一直很平等,父母很尊重他的想法。李又廷说,从小父母对他学习成绩有要求,但是没有太苛刻的要求。他考上北大已经远远超过父母预期了,所以在北大他做什么选择,父母都很放松,“我爸这人比较普通吧,但是很爱家人,我们比较平等”。

龙潭说起自己和父母,“我和我爸是可以一起喝酒的关系,比较哥们儿”。他爸爸人脉广泛,给他的空间大,也能指引方向。他在中学时走了“国家高水平运动员”的路径,为此他从一个省重点中学转到市重点,这是极其少见的选择,“但是我爸发现这件事情对我有利,他就不会在乎世俗的看法”。他大学期间花费不菲参加了去牛津、剑桥的访学团,也不时去海外旅行,“父母都很支持,大学是看外部世界的好时候,以后时间上就没这么自由了”。

关于出路的模板

但是对于吴谢宇来说,他仍然执着于“怎么才能考第一”这个问题上。像他一样的同龄人也不少,他们把出路理解为一个模板,好像踩错了一步,人生就很危险。

向蔚介绍说,在模板思维里,一个北大经管院系的学生,他的典型思路是:你是走学术方向,还是职场方向?走学术方向就要做到:大一大二成绩非常好,绩点达到了3.8或者3.75以上。如果他想进投行,那么他就要在各种寒暑假积累著名投行的实习履历。大一大二的时候,他要去做咨询顾问的助理,然后大二的暑假,他要去一家不大不小的机构刷一个简历。或者说他去一个海外的暑期学校。然后光华学院的学生,大三的时候,一定要去欧洲或者美洲的商学院交换一个学期。大三的暑假你要找一个特别厉害的实习,这样就会决定你大四的return offer。

在这套模板里,金融工程这个领域的学生,大一大二的专业课绩点,要保持特别高的3.8。然后大二开始你要修数学双学位,你到大三定要把GRE考出来,大三的暑假去刷一个量化金融,或者说是去基金会、银行的策略部门刷一个实习。然后大四上学期提交申请,然后到了美国以后要开始就去做working。研一的暑假,你就要去一个大的机构做策略,然后你就能拿offer。

插图|老牛 插图|老牛

对于一些高中时期习惯了刷题的学生,模板仿佛他们高中时的高考“圣经”,为他们提供了一套清晰可循的路径。如果没有照章可做的路径,他们反而慌乱。但是对于大学里非常多维度的发展和选择来说,一个人如果不是敞开自己去拥抱变化,不是根据自己的特点来一步步往前探寻,而是固守标准严苛的模板,很可能会非常挫败。

李又廷提到他们班上的一个“小镇做题家”类型的同学,永远是自修室一开门就冲进去学习,很少社交,也不参加社团。他非常辛苦地学习,换来前两三名的成绩,但也没有办法保住常胜将军的位置。但是同学们能明显感觉到,他在北大过得并不开心。大三上学期这位同学去国外交换,发现自己的水平“可以把整个班级的同学按在地上摩擦”。李又廷说:“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让我都惊了,他说‘我知道外国人有点菜,但我没想到他们这么菜’。”李又廷的看法是,这样思维的同学,脑子里只有分数,很难真正享受大学生活。

2013年的秋天,读大二上学期的吴谢宇处在看上去学习热情饱满的阶段。他在学校附近的一个机构报名了GRE的学习。学生报名的目的都很明确,就是拿GRE高分和申请美国最好的研究生院。这家机构的一位负责人王伟宁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非常强调他们的优势。他对于事情和人物的描述,也非常具有所谓顶尖高校毕业生的优越感。王伟宁要求把他们的机构描述为“北京一家专门面向海淀区高校院所指导GRE备考和学术发展的机构”,而“我们最早的几个创始人和不显名的内容贡献者,是比他们大一代的学神,基本都是职业科学家。我们有能力对学生学术发展潜力给出主流评判意见”。

2019年我们采访时,虽然距离吴谢宇在这家机构学习已经过去了五六年,但是他对吴谢宇的印象仍然非常清晰。“一是因为他在北大和我们这儿的学业都比较突出;二是他比较有特点,思路清楚、反应迅速,说话语速比较快,待人很积极,见人都打招呼,举止得体有礼。”

吴谢宇在这里表现的学习目的和规划性都很强,也非常自律,大二的他已经在大量阅读经济学的专业英文论文,而多数北大学生要晚一两年才做这些功课。他在这家机构的学习也是在很规范的时间框架内完成,多数学员都会拖沓。

图书馆内的学生(图|视觉中国) 图书馆内的学生(图|视觉中国)

机构的督学与吴谢宇互动比较多,吴谢宇每次交流前,都会事先列好要解决的事项,对他自己在学习上的不足,认知也很明确。王伟宁说:“比如GRE题目答疑或测验反馈,因为我们强调的是严格基于学术阅读的信息整合和判断输出能力,虽然都是北大学生,一般还是需要老师带着挖掘深层问题逐步引导的。他是自己先看完卷面,主动列出待提升的几个疑问点,而且往往问到1/2,就能自己调整思路补全其余的1/2。这不多见,就是说他的学习曲线很陡。”

王伟宁认为吴谢宇做学术的潜力很大。“原因有三方面,第一是他在北大经济学院当时GPA是3.8左右,这个已经能在全学院200人中排在很前面了。并且经院不像数院,没有人能绝对第一,没人敢称‘学神’。第二是他在这里的研修表现,我们的课程对北大学生来讲也是很难的,相当于是一个辅修专业,而且大家都是零基础。但他理解就比较透彻,能够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进度,最后的GRE成绩也反映了这一点。第三,我们这个学术社区里的学生,很多是各个院系的前几名或者第一名,也就是未来一代各个领域最前沿的科学家;他在这个范围里仍然能给出比较顶级的研修结果反馈,这种跨院系的横向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

但是吴谢宇这个人有什么性格特点呢?王伟宁说,跟吴谢宇接触时,不怎么能感觉到他内心真实的声音和情绪释放,因为“他一直都是明确解决问题式的交流,就跟工作一样指向结果,感觉不到情绪”。

当2019年吴谢宇被公安机关捉拿归案时,王伟宁回忆起跟吴谢宇一起学习的经济学院的其他同学,“他们那一级2016年本科毕业,现在大多在美国最好的研究生院读PhD”。

(本文源自《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第29期,文中除谢天琴、吴志坚、吴谢宇为本名外,其他均为化名。本刊记者杨璐、王海燕、陈晓对本组文章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刘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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