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场经济战！49年解放军是如何干掉上海投机商的？

【军武次位面】：杨树

共产党与投机商的第一次对决

1949年5月，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解放军高歌猛进，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打不赢任何一场战役，保不住任何一条交通线，守不住任何一座城市。

渡江战役后，国民党政府很快就放弃了南京。因为在南京死扛，不仅毫无胜算，还会将大批部队送了人头。不过，有些地方，却投入了重兵防守，比如南京东南方向200多公里外的上海。

▲国民党守军就这幅形象

上海，中国最大的城市，国际化都会，远东重要港口，中国轻工业中心、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更是四大家族资产高度集中的地方。

国民党军在上海部署了25万人，市区内外共有3000多个碉堡，4000多个钢筋水泥永备工事，一万多座野战工事及2万多颗地雷，还有军舰20艘，分布在白龙江口至宝山城一线的长江及黄浦江江面，准备固守6个月，“把上海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等待国家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然后翻盘——这个阵势，远比南京重视得多。

▲上海战役

国民党军要死扛，但解放军更为强大。

5月12日，在粟裕指挥下，解放军42万人采取“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从西、南方向多路攻入市区，仅15天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全歼守敌，这还是在为了最大限度保全上海，对重武器进行了限制的前提下完成的。

这个上海解放战役，解放军共毙伤敌军1.5万余人，俘虏9.4万，投诚4.3万。共计消灭敌军约15万人。

▲解放军进入上海的珍贵彩色影像

在军事上，上海已经被攻占，但这并不等于真正拿下了这座城市。消灭了有形的敌人，还有更多更难的无形斗争在前面等待着。

对此，上海的解放者是有所认识，也是有所准备的。在进攻上海之前的5月10日，陈毅就在丹阳城南的大王庙里，向几百名接管干部作了入城纪律的教育。

“野战军到了城市，不能野！”

“一切打仗我们都胜了，可是上海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与外国人打交道等，我们不一定样样都行。上海很复杂，我们都不大懂，不能自大、吹牛。上海一个月要烧20万吨煤，600万人这张大口又要饭吃……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我们搞得好，世界民主力量就会为我们高呼、庆祝、干杯；搞不好就会使他们失望。”

▲第三野战军编印的《城市常识》

普及红绿灯，上下车，买票进公园等细节

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抽调5000名干部组成接管机构，制定了接管计划和警备措施，数以千计的干部从各解放区、北平、香港日夜兼程赶来，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著名的“上海通”，如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从事文化工作的夏衍、从事秘密工作的潘汉年、从事经济工作的许涤新等。

战役进行期间，上海地下党将上海的电力、供水、通信、交通、银行、工厂等设施和单位基本完整的保存了下来，上海没有断电，没有断水，电话畅通，邮政正常，给接收工作打了一个很好的底子。

准备工作很充分，考虑得非常周到，城市设施也基本齐全，一切都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上海人口众多，需求巨大

然而，管理这样一座超级大城市注定不会那么轻松——“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得0分”，这样的说法不胫而走。国际舆论也普遍不看好，“共产党无法保留权力，因为中国从未实现工业化，经济无法自立。”

这种看法并非空穴来风——国民党政府留下来一幅烂摊子，虽然硬件基本完好，但工业（特别是轻纺）处于半瘫痪状态，开工率不足30%，刚刚挂牌的人民政府，掌握的米面只够维持半个月，煤只够烧7天，黄金之类的贵金属早已被运到台湾。

国民党宣称，只要上海的经济崩溃，共产党就得自动退出，“八月半”就能“回到上海吃月饼”。

这个战场之外的仗，能打赢吗？

新政权遇到了第一个挑战，就是货币。

在上海刚刚解放的5月27日，北海银行8辆满载的道奇十轮大卡车从江苏丹阳出发，来到外滩中国银行。卡车上装的，既非粮食布匹，也不是武器弹药，而是非常特殊的“物资”——人民币。

1949年的上海，人民币还是个新鲜事物，刚刚经历过史上罕见的通货膨胀，深受其害的市民，在一切纸币面前都是惊弓之鸟——这票子管用吗？有含金量吗？会贬值吗？

货币是用纸印的，本质上只是个价值符号，是否管用，是否坚挺，要以发行方的信用来背书。无论是法币还是金圆券、银圆券，国民党政府所有金融改革全部失败，原因之一就是腐败无能，信用破产。

▲北海币

共产党的信用如何呢？其实，从红军时代开始，共产党就已经学会了商战和金融战，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依靠高效的管理和动员能力，以根据地充足的出产为信用基础，不仅解放军后勤无忧，甚至还能赚上一笔（请看《七十多年前“土八路”也会打贸易战？鬼子老蒋都不是对手》）。

前面提到的“北海银行”，就是山东解放区在抗战时期设立的金融机构，发行的钞票为“北海币”，赢得了对日伪的金融战，后来还成为山东和华中解放区的法定货币。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北海银行成为人民银行山东分行，北海币统一于人民币。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跟进到哪里。

上海刚解放的5月27日，军管会即发布公告，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6月5日前，暂准金圆券流通。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成立，开始兑换。

对金融并不陌生，还有解放军的武装力量为后盾，只要将人民币投入市场，回收旧币，强制流通，不就OK了吗？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容易。

▲第一套人民币，以工农为形象

首先是数量问题。

中财委曾初步估算，要全部回收上海的金圆券，大约需要4亿人民币。

但运行起来才发现，因经济恢复、旧人员收容、救济灾民、公教人员发薪等需求，实际需要的货币数量超过预算的10倍，仅靠从解放区运来的纸币远远不够，陈毅在5月底就向中央财经部发出了“请求拨30亿元人民币”的紧急电报。

▲为了给人民币提供纸张，华润公司几乎买空香港存货

只靠解放区印钞票也是不够的，5月28日，军管会发布了财字第一号接管令，以解放区带来的钞票原版，使用被地下党保住的原国民党中央印制厂的印刷机，当天下午就开印人民币。

虽然印刷量很大，工人们加班加点，十分辛苦，但总归还是算是好解决。

其次就是人民币的信用问题。

这比印钞票要难得多了。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发现，早上发行的人民币，晚上差不多又全部回到了银行，以人民币结算的各种商品，还是天天涨价。

市民们的确把金圆券都兑换成人民币了，但一拿到手，要么立刻去买东西，要么兑换为更保值的货币。一是美元，二是银元，三是黄金。其中数量最大，最普遍的是银元。

在解放前的一个月里，银元的金圆券价格狂飙了20000多倍，这一趋势在解放后仍然继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银元的人民币价格上涨了15倍！这相当于人民币贬值了15倍，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大新、新新）甚至出现了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的现象。

再这么下去，人民币就会变得和金圆券一样了。

老百姓有兑换银元的冲动，就有人利用这种冲动牟利。不少在上海摸爬滚打几十年的投机商看到了“商机”，炒作银元，致使银元价格猛涨，各类物价随之高企，人民币大幅贬值。

▲囤积居奇，屡试不爽

市面上流言四起，“解放军能打进来，人民币打不进来”。气象学家竺可桢在日记中写到，“5月27日，亦有店铺可换人民券者，大头一元换三百元……6月3日，大头换一千元。”

人民政府首先采取了经济手段，通过增加银元供给的方法来使银元降价。

6月5日，投放了10万枚银元，第二天又追加了31万枚，但没有任何作用——上海这个市场远比其它城市大得多，水太深了，这点投放量只能是泥牛入海，银元价格甚至还涨到了2000！常规金融手段居然失效，这是新政权没有估计到的。

其实，问题的根本还是老百姓对人民币的信心不足。

▲老油条碰到了新对手，投机商低估了新政权杰出的组织动员能力

建立这个信心，就必须要显示出果断的决策能力和强大的治理能力。于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专门会议，根据邓小平、刘伯承的建议，陈毅果断决定，重拳打击炒作银元的不法商人。

打击的重点是始于1933年，曾由黑老大杜月笙任董事，号称远东第一证交所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这里正是银元投机商集中活动交易的地方。

6月9日，400名民警被召集起来领受任务，并集中过夜。第二天上午，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宋时轮亲自率领一个营包围了证券大楼，民警进场控制，勒令停止一切活动，并搜查了各投机商号，抄没黄金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取缔了一切银元交易黑市，234人被移送人民法院审判。

一天一夜之间，银元投机的毒瘤被一刀割掉，银元价格立即下跌。上海市民拍手称快，“‘大亨鼠’完蛋了，共产党真有办法！”一周后，市面上已经很少能看到银元，老百姓有了使用人民币的动力和信心。

▲上海学生举行反投机游行

这种打击投机的力度和决断，是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上海打虎”也没有办到的。因为这颗毒瘤就长在四大家族身上，自己割自己，岂是那么容易下手？纵使蒋经国有再大的决心，也扛不住来自内部的压力。

但共产党却没有这个顾虑——依靠人民，不讲私利，什么瘤子脓包烂肉，该切就切，毫不犹豫。

现在，解放军进了上海，人民币也进了上海，金融战的第一仗“银元之战”，赢了。

但事情没有结束，要维持上海的运转，除了人民币要坚挺，更要有实打实的物资。对于投机商人来说，银元不能炒作了，可以炒其它的啊，只要是强烈需求的商品，统统可以炒嘛。

这其中又以“两白一黑”最为重要，“两白”就是米和棉，“黑”就是煤炭。

米是主食，棉做衣服，发电要用煤炭，全是市民离不了的刚需，一旦紧缺，就成了最好的炒作对象。尽管成功打击了银元，但在6月至7月间，上海大米价格仍然涨了4倍，面粉、棉花、煤炭价格上涨二至三倍，市民苦不堪言。

由于上海的经济地位，通常上海物价一涨，各大城市也都跟涨。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准备不足吗？并不是。

在打击银元的同时，陈毅就将进上海之前准备的，从各解放区筹集来的1亿斤粮食和上千吨煤炭投入市场，本以为至少可保证上海正常运转一周。但仅一天就如泥牛入海一般，被投机商全部买进吃下。

投机商的钱用完了怎么办？借嘛！因为获利前景诱人，哪怕借高利贷也在所不惜。

仓库堆满粮棉，市面上惜售紧缺，简直就是银元之战的翻版。

这还真是个问题——炒作银元，投机商违法，因为银元不是法定货币，抓捕打击顺理成章。其它物资，无论交易量多大，都是合法买卖，不能用行政手段强行禁止，但又不能看着奸商囤积，怎么办？

显然，这不是上海一个地方能解决的事情，因为几乎所有的东西，上海本地都不产，都要从外地运。

于是，上海军管会向华东局求援，华东局研究后，认为这也不是华东局范围内能解决的，又呈报中央。然后，中央派了一位大员兼高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来到上海主持财经工作。

▲我来了，奸商们颤抖吧！

陈云是1925年入党的老革命，曾主管中央特科，长期负责财经工作，在解放战争又主持过很多城市的接收，经验十分丰富，军管会就是陈云率先在沈阳使用的。上海人民币保卫战，从高层的决策上讲，也是陈云拍的板——上海的奸商们这回碰到了硬茬。

陈云到上海后，立即召开财经会议，明确了战略战术：

“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

“解决上海困难，必须从全局出发，由中财委统一调动全国物资支援上海，打赢这场经济仗。”

然后，一场秘密行动展开了——全国支援上海。

在中财委统一调动下，大米由苏北、苏南、皖南地区筹集，煤炭由淮南煤矿输送，中南地区则准备棉花。当然，这些还不够，中央又指示“潜伏”在香港的华润公司，从国际上大量采购“两白一黑”，货源非常充足。

但风险并不是零——物资相当于兵力，全国支援上海，就等于削弱了其它地方的力量，而投机者哪里都有。如果设计不周，就算按下了上海这个葫芦，别的大城市（比如广州、天津）也会起了瓢。

不巧的是，1949年秋季，华北遭遇天灾，粮食大幅减产，形势真的很严峻了。陈云非常担心，如果北方的投机商集中攻击粮价，南北一起布粮同涨，将两面受敌，局面就不好收拾了。

陈云打起了心理战，他急电东北，要求每天派发一趟装载粮食的列车到北京，而且就在在天坛建仓存粮，还要求每天必须扩充库容。

这个类似于“唱筹量沙”的妙计果然有效，北方的粮贩子们看到这个情况，一致认为政府手中粮食充足，还越来越多，没敢轻举妄动。

北方稳了，陈云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从四川征集到4亿斤，同时要求华中、东北在短期内运粮济沪以应急用。很快，他在上海周围完成了三道防线的部署，第一道是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的存粮，第二道是从江浙皖运来的粮食，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

陈云进行了估算，三道防线加起来的粮食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吃一年半，而实际上调往上海的粮食超过了50亿斤，足够打5场淮海战役！

1949年11月13日，陈云起草了《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提出12条措施，要求全国各主要城市做好准备，于11月底至12月初同时抛售。

“弹药”备足，就等好戏开锣。

国营粮食公司一贯以前一天的收盘价为第二天的开盘价，而到了11月下旬，这一规则改变了，开盘价高于前一天的收盘价，给投机商造成一种粮食快要接济不上的假象，以强化其囤积心理。

11月25日，当物价达到高峰时，随着一声令下，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西安等8个主要城市同时抛售。

一开始，被蒙在鼓里的投机商还在争相抢购，然而一阵疯抢之后就发现情况不妙——国营公司不慌不忙，还在源源不断地大量抛售，隔一小时跌一次价，但此时他们已经资金耗尽，再也吃不下去，只能跟着抛售。

结果，越抛越贱，市场饱和，价格大跳水。

一天之内，纱布价格下跌一半！十天之后，“两白一黑”跌到谷底，投机商不仅亏了血本，还因为支付不起高额利息而破产，借出高利贷的钱庄又因为收不回贷款而倒闭——这一拳打了一串。

其实，就算是还能吃下，后面还几十亿斤粮食和数不清的棉纱、煤炭在等着——谁能把上海好几年的物资都买下？与整个国家死扛，再大的投机商也只能望洋兴叹。

与此同时，人民政府又催征税收，收紧银根，冻结贷款，向投机商几路进兵。投机商腹背受敌，纷纷破产。仅十多天的时间，人民政府大获全胜，不法投机资本从此一蹶不振。

这里也需要强调一下，被打击的只是危害正常经济秩序的投机分子，不是所有私营经济。当时的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对于那些拥护新政权，守法经营的民营企业主，不仅不会打击，其合法利益还会予以充分保护。

通过“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在上海混了几十年，在国民党和日伪统治下一直都风生水起的各大投机商彻底垮掉，上海真正获得了新生！

上海，这座从小渔村发展起来，曾经遍布着租界和投机分子，畸形繁荣的城市，终于不再是“冒险家的乐园”，而是中国人自己的家园。

后来，中国第一代国产轿车、第一艘潜艇、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艘万吨轮、第一辆标定型自行车、第一家手表厂、世界首例断手再植手术……这些令人骄傲的纪录，都诞生在解放后的上海。

▲首任上海市长，能武能文的陈毅元帅

给新上海开了一个好头

从1949年至90年代初，上海市上缴的财政收入占全部中央财政的16%以上，现在差不多占10%，人均GDP超过了2万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总GDP超过了西班牙，已跃入发达国家水平。无论经济水平、人民素质、治理能力，上海都位居中国前茅，在许多外国人的印象中，上海就是中国的象征。

这一切，都始于那两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国人，能管好自己，能赚更多的钱，同时还能交到朋友——立国之战，不仅发生在朝鲜，也发生在上海。